考古领队讲述背后故事:拨开层层黄土 揭开古代文明真容

发布时间:2024-02-21 23:42:36 来源: sp20240221

  听考古领队讲述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——

  为中华文明图谱勾勒精彩一笔(讲述·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)

  本报记者 刘鑫炎 付明丽 李俊杰 李 蕊 王锦涛

  开栏的话

 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中强调:“泱泱中华,历史何其悠久,文明何其博大,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、力量之源。”

  回望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历史,经史子集里书写着一脉相承的文字,水墨丹青中饱含着“弦歌不绝”的期待,龟甲木牍里蕴藏着“思接千载”的心绪。放眼今日之中国,中华文化的“一池春水”生机勃勃,神州大地升腾起“郁郁乎文哉”的盛大气象。

  本版今起推出“讲述·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”系列人物报道,关注那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。

  2023年9月,考古遗址研学联盟在山西太原成立。来自良渚遗址、陶寺遗址等18处中华文明遗址的考古领队,共话考古发掘和遗址活化利用等课题。

  本期报道聚焦其中4位考古领队,记录他们躬身田野、潜心考古、薪火相传的生动故事。

  山西陶寺遗址考古领队高江涛——

  “考古的魅力就在于常常有惊喜”

 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,距今4300年至3900年,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“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”之一。1978年,陶寺遗址正式开始挖掘。40多年来,大规模墓葬群、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、气势恢宏的宫城宫殿遗址等先后被发现。

  高江涛(见图,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供图)与陶寺遗址结缘是在2003年,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博士的他,来到陶寺遗址实习。

  “刚来就碰到一件大事。”高江涛说。2003年,陶寺发掘出观象台遗迹,不少考古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:观象台遗迹中的观测缝是怎么来的?4000多年前古人的观测点在哪里?带着这些问题,当时的领队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带领同事进行进一步发掘……

  有一天,高江涛在观测台地面上意外地发现了一道弧线,里面是花夯土,外面是生土,一铲一铲挖下去,弧线越来越长,最终封闭成一个大圆。继续挖掘,最后出现了内外4个圆形夯土组成的台子,最里面的圆心跟大家推测的观测点基本一致。“我们与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!”考古队员们为此兴奋了好几天,“考古的魅力就在于常常有惊喜。”

  2012年,陶寺遗址重新勘探宫殿区,意外地发现了陶寺宫城。当时,高江涛和同事偶然下到一处冲沟里,发现断崖断面似乎有夯土痕迹,他们顺着断崖一口气挖掘了50多米,发现断面竟然全是夯土。“高度疑似内城城墙。”高江涛回忆。

  经过一年发掘,果然发现了四道城垣围起的一座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。“宫城的发现,证实陶寺在陶寺文化早期就有可能是一座都城。”高江涛说,这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宫城。

  2013年,高江涛成为陶寺遗址考古领队。他走遍了陶寺的沟沟坎坎,见证了陶寺遗址很多重大的考古发现。他将陶寺遗址发掘的意义概括为“几个点”:“陶寺是百年中国考古的亮点、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节点、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内涵特质的焦点……”

  一年有8个多月在野外调查,常年风吹日晒,今年48岁的高江涛看起来有些沧桑。但一说起陶寺,他总是神采飞扬。“考古队现在有12个人,90后是主力,还有两个00后,我是年纪最长的!”高江涛说,“未来,我们还要发掘陶寺遗址手工业作坊区,探索陶寺水系布局结构。”

  这几年,高江涛开始更多地思考陶寺遗址的开发利用。他坦言:“陶寺遗址公园建设和文旅发展起步有点晚。”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陶寺遗址,高江涛经常活跃在各种讲座、研讨会、展览等活动上。

  “今天,考古的外延越来越大,只懂考古已经做不好考古。一个考古人,应该为文化遗产活化利用贡献更多才智。”高江涛说。

  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领队张小雷——

  “喜爱考古就不觉得枯燥和辛苦”

  在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现场,总能见到这样一个身影。不同于在探方里一遍遍刮面、划线的其他考古工作者,他习惯围着探方打转,一手摸着下巴,两眼紧盯前方,总是若有所思。在他看来,考古不仅要靠体力,更要靠脑力,“边发掘边思考,才能有更多令人惊喜的发现。”

  这个人便是凌家滩遗址第三任考古领队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负责人张小雷(见图,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遗址考古队供图)。2020年,凌家滩遗址被纳入新一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,考古工作再次启动,36岁的张小雷被任命为领队。

  高三那年,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启动发掘,得知消息后,自小喜欢历史的张小雷,骑着自行车,奔波了100多里路,从家乡安徽利辛县赶到遗址现场。

  “第一次现场看考古发掘,跟书上讲的不太一样。”那一年高考,张小雷如愿考进安徽大学历史系,此后又考取了山东大学的研究生。2010年研究生毕业后,他来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。

  在第二任领队吴卫红主持凌家滩遗址考古时,张小雷已经参与了相关考古工作。在接手主持遗址考古工作后,张小雷带领团队对凌家滩遗址的大型红烧土遗迹片区、外壕北段进行了发掘。

  走进凌家滩遗址一处展示区,远远地就能看到搭建在西侧的白色大棚,棚中是张小雷和团队的重要发现。“在这里,我们共挖掘出各类器物260余件。”张小雷介绍。

  考古发掘是一项精细的手艺活,需要十分的耐心。“为了尽可能还原这里的形成过程,刚发掘时,这里被分割成一个个30×30厘米的小方格,大家数着格子,拿着小刷子、小铲子,趴在地上清理了一个星期,才挖了几厘米深。”张小雷边模仿发掘动作边说。

  “考古工作中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文物出土的时刻。”到现在,张小雷还清楚地记得发现龙首形玉器时的场景。“那是2022年4月12日下午,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,大家正在做收尾工作。队员赵波在清理发掘现场东北角的大口尊时,发现底部有一件玉器。”张小雷回忆,刚出土时,玉器上盖满了泥土。

  继续清理,张小雷发现这个玉器造型非常奇特,一端阴刻成龙首形略上翘,另一端为尖锥形。这是我国史前考古中从未发现过的玉器形状,而且工艺精湛。

  张小雷常说,自己是幸运的,遇见了凌家滩。在他看来,配合基建项目的考古才是大部分考古人的常态:打点、布方、挖土、画图……这些基础工作枯燥且辛苦。张小雷说,是“热爱”支撑他一路走到今天,“喜爱考古就不觉得枯燥和辛苦”。

  入冬后,天黑得早了,张小雷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忙完一天的现场考古发掘工作,扒拉几口饭,他又匆匆地赶回办公室。“张敬国、吴卫红等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几十年艰辛探索,才让凌家滩文化展现在人们面前,我们要继续努力。”张小雷说。

  山东城子崖遗址考古执行领队张溯——

  “触摸陶片,我感受到了历史的温度”

  北风冷峭,在山东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遗址发掘现场,张溯(见图,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)握着一把手铲,小心翼翼地刮着土层,窸窸窣窣的声响在周围回荡。

  80后张溯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。张溯笑言,自己是“阴差阳错”地与考古结了缘。

  “起初报考的是山东大学中文系,结果被调剂到考古专业。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,考古过程跌宕起伏、生动有趣,实际上考古工作很平淡、枯燥。”张溯说。

  为何能坚持?“从书本走向实践,兴趣油然而生。”张溯说,“上课时,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一件件文物;大三实习时,我来到济南月庄遗址,触摸陶片,我感受到了历史的温度。”

  横贯齐鲁大地的齐长城,沿泰沂山脉迤逦而行。2008年,山东启动“齐长城资源调查项目”,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张溯参与其中。

  “老乡们称当地的齐长城为‘野长城’。上山的路满是荆棘,只能请老乡在前边拿着镰刀帮忙开路,我们背着二三十斤的物资翻山越岭。”张溯回忆,有一次野外勘查,突然下起大雨,只能临时返程。一行人走到一处山涧,蹚着水前进,水淹没了膝盖,还隐约听到了狼嚎,“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,从中午一直走到夜里12点,才走出山。”

  历经一年时间,张溯与同行队员基本厘清了齐长城泰沂山段的长度、路线、建筑方式、保存状况。“正所谓‘欲学术之发达,必视学术为目的,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’,当发表出学术成果,我才读懂了这句话的含义。”张溯说。

  在张溯看来,考古发掘就像“开盲盒”。“由于每一处遗址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,有时确实能开出‘惊喜’,但是,过程是漫长的,必须要有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执着。”张溯说。

  以城子崖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,是继仰韶文化之后我国新石器考古的又一大重要发现。目前,城子崖遗址已进入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“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”项目,张溯担任此次发掘的考古执行领队。

  “发掘是在城址北部,遗址地层叠压关系复杂、密度大。站在探方里,就像看一处复杂的微缩景观。”张溯介绍,这两年,他们耐下心来、抽丝剥茧,细致分析每一个堆积单位究竟是怎么形成的、有何特征,叠压打破关系是怎样的,再根据堆积特征和出土陶片分析其年代……

  城子崖遗址发掘的另一难点,在于涉及多学科知识。张溯不但从书本中学,还会外出“拜师”学习。在工作中,张溯结识了一名山东大学在读博士,恰巧在章丘区焦家遗址工作。“我会向他请教地理方面的知识,他也常来找我,探讨对比两个遗址的不同点。”张溯说。

  “考古就是让我们看见历史的那双‘眼睛’,让我们明白人类是如何从漫漫历史长河中行进至此。正因如此,才有了一代代考古人躬身田野、接续奋斗。”张溯说。

  甘肃临潭齐家文化遗址考古领队毛瑞林——

  “拨开层层黄土,揭开古代文明真容”

  墙角立着洛阳铲,桌上堆满考古报告,连电脑桌面也是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旧照……一进毛瑞林(见图,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)办公室,“考古”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  毛瑞林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,从事考古工作30多年。1986年夏,在老家甘肃渭源县,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毛瑞林填报了吉林大学考古系。彼时,黄土高原的小县城,考古学鲜有人知。

  千里求学,第一堂专业课,毛瑞林却有些失望——学习认石头。几堂课下来,毛瑞林发现,认石头是辨别石器类型、加工方式、旧石器时代、新石器时代等概念的重要方式。此后4年,他课上勤学,课下勤练。一把洛阳铲,用得娴熟。“装载”完技能,毛瑞林被分配回了甘肃。在甘肃,年轻的毛瑞林正好赶上了悬泉置遗址发掘。

  悬泉置位于今天甘肃瓜州县和敦煌市交界的戈壁上,是汉朝官员西出阳关、西域使者东进长安的中转站。当时的发掘现场,无房屋、没餐厨,回敦煌市区的车一天只有一趟,单程两个小时。

  “不怕生活条件苦,就怕没考古发现。”回想当年,毛瑞林不无感慨,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,一无所获。

  继续坚持,转机终于出现。当发掘到30厘米左右时,现场发现了丝绸残片、青铜器残片、铁器残片等文物。再向下,成果惊人,悬泉汉简问世了。“一天就出土了1000多枚。”毛瑞林兴奋地说。

  深埋两千多年的汉简被挖出时,沾着一层沙土。“不能水洗,见水简废。”毛瑞林说,必须用小毛笔一层一层刷,用牙签一点一点剔。他和同事白天挖掘,晚上清理。考古队返回兰州休整,毛瑞林独自留守。大漠戈壁,只他一人。白天,深入悬泉沟,勘察古人走过的路;晚上,仔细研究汉简,感受汉代的历史余韵。

  历时两年,毛瑞林和同事一起,叩开了悬泉置关闭千年的大门,证实了古丝绸之路的繁盛。2014年6月,悬泉置遗址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

  此后,毛瑞林每年都有七八个月在考古发掘现场度过。2008年7月,毛瑞林带队发掘临潭磨沟齐家文化遗址,“当时正值盛夏,烈日高悬,热浪灼人,我们拨开层层黄土,揭开古代文明真容。”

  毛瑞林说,经过10多年不间断的工作,目前共发掘清理面积约1万平方米、墓葬1700余座,出土石器、骨器、铁器等不同质地随葬器物约1万余件(组)。

  “石器和骨器是当时的主要生产工具,大量出土不足为奇。”毛瑞林说,令人惊叹的是,出土了金耳饰和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铁器。“这说明,齐家文化分布区是古代中国早期文明中冶金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。”

  “考古发掘出的遗迹遗物,可廓清历史脉络、‘证经补史’。”毛瑞林说,近年来,考古学越来越受到关注,这是考古工作之幸、考古人之幸,“若再回当年,还学考古。” 【编辑:房家梁】